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师生代表后人李卓宝之女 何晓杲
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老师、同学们：
大家好。很荣幸受到系里的邀请，代表李卓宝老师的家属在这里说几句话。站在这里，心里是很感激的。
1946年，我母亲选择报考清华心理系，是因为她对心理学的那份执着。那时候，清华的心理系可以说是我国前半叶最顶尖的，它设在理学院，特别强调脑、神经、内分泌这些人体科学的基础，认为心理学研究必须得有物理学、化学和生物学的底子。后来院系调整，清华心理系并到了北京大学，成了哲学系里的一个专业，不再是独立建制的系了。这件事，让当时清华心理系的师生们心里都很怀念在清华的日子。
解放前夕，母亲还只是个大四的学生。当时的系主任孙国华先生和周先庚教授，特意在生物馆给她安排了一间单独的办公室。为的就是让她能不受打扰地跟不同专业的同学们一起研讨、做实验。两位先生是真心希望她毕业后能留校，将来好接他们的班。
可是新中国成立，百废待兴，国家有更大的需要。母亲这一生，到底还是没能从事她最钟爱的心理学研究。
到了上世纪80年代，清华开始筹建理学院。当时学校的老书记李传信叔叔请母亲出来，担任理学院的筹备小组长。那时数理化的课程都还在基础部，学校本意是想让她以后担任理学院的副院长。母亲接手后，首先复建了物理系。而复建心理系这件事，更是凝聚了几代清华人的心血。作为清华留校的唯一一名心理学系毕业生，母亲心里始终压着恩师孙国华先生、周先庚先生的嘱托。她的想法非常清晰：要想恢复心理系，首先得把生物系建起来。所以，为恢复生物系和心理学系，她一直在背后默默做着推动的工作。
1987年，在她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清华大学成立了中国高校里最早的学生心理咨询中心，给很多青年学生提供了心理上的帮助。在后来的心理系筹建过程中，母亲也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与建议。
不过，上面说的这些，都是母亲的事业。在我这个做儿女的心目中，最难以忘怀的，还是她教育我们的那些小事。
我家姐弟三人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家里哪怕只有一块月饼、一块点心，母亲也一定会仔仔细细地把它平均分成三份，递到我们手里。小时候我们姐弟之间免不了闹别扭，母亲从来不说教，她总是说：“劳动使人团结。”然后安排我们一起去做一件家务，做着做着，矛盾也就化解了。
我还记得五岁那年上幼儿园，有一次我偷偷把父亲的图章带到了幼儿园，又把幼儿园的玩具揣回了家。老师找到了母亲。母亲没有当着姐弟的面批评我，她悄悄把我从教室里叫出来，我们娘俩就坐在旁边的小山坡上。她特别耐心地跟我说：幼儿园的玩具是大家的，是集体的，拿回自己家是不对的，要赶快还回去；家里的东西要往外拿，也得先问过大人才行。
这件事，我记了一辈子。从那以后，不管是在小学、中学，还是后来进了工厂、研究所，只要是集体的东西，我从来没想过占为己有。母亲就是用这么一件小事，在我心里刻下了“公私分明”这四个字。
母亲是学心理学的，她处理人和事，总是深思熟虑。即便是批评你，也绝不会让你感到尴尬，更不会给你留下心理阴影，反而能让你自己心服口服地认识到错在哪里。
在我们家经历过的最艰难的那段时光里，因为有母亲在，这个家就是我们最温暖的港湾。
我是学机械出身的，对心理学专业完全是个外行。今天站在这里，我只是真诚地祝愿：心理与认知科学系能够越办越好，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学生。同时也希望，从咱们系走出来的这些人才，都能像我的母亲那样，不仅有扎实的学问，更有温暖的心肠。
谢谢大家。
